这件事还要从1996年说起，当时尼日利亚爆发脑膜炎，他们接受了陌生人带来的药片。而他们就是来自美国的辉瑞公司，为了自己的新药抗生素“特洛芬”能够早日通过审查，辉瑞公司选择了到尼日利亚“试验”药效，而服用过此药的孩子，很多都落下了残疾，有的目盲，有的耳聋，有的瘫痪。

    这种恶劣的行为为尼日利亚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事后受害的家庭提起诉讼，11年后的今天，终于还了他们一个公道。

    这里虽然贫穷，但并不缺乏天真烂漫。虽然肆虐的蚊虫带来了疟疾、霍乱和脑膜炎，但是陌生人带来的药片，可以帮他们度过难关。直到有一天，孩子们忽然发现，那些陌生人带来的，除了谎言，还有比脑膜炎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死亡、失明和瘫痪。

    开场说的这一幕发生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地区。那些带去所谓药片的陌生人，来自大名鼎鼎的美国辉瑞制药公司。

    由于战乱和卫生条件恶劣，西部非洲儿童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就在这样一个急需救助的地区，辉瑞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2000年12月18号，美国《华盛顿邮报》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发表了一组名为《利润和生命的天平》的调查性报道，披露了一些制药公司纷纷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廉价药物实验的丑闻。在实验国家名单中，就包括尼日利亚。一石激起千层浪。尼日利亚人走上街头，表达对制药公司不齿行为的愤怒。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这场风波的主角——辉瑞制药公司开始意识到陷入了麻烦。

    事情还得从1996年1月说起：

    问：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药更快地通过联邦审查呢？

    答：那就要证明它具有更广泛的抗菌效果。

    问：可有的病菌在美国的卫生条件下不可能爆发，这该怎么检验？

    答：那就去非洲试试吧，那里有你需要的一切疾病。而且，这还能为你赢得博爱的名声。

    这是1996年1月发生在辉瑞总部大楼内的一段对话。对话的两个人，一个是“特洛芬”研制小组的负责人霍普金斯，另一个是辉瑞的新闻官罗宾斯。

    当时，辉瑞的抗生素类新药Trovan (特洛芬)正在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报请批准。为加快审批程序，辉瑞公司希望尽快证明这种新药的疗效。

    于是，1996年2月，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辉瑞医疗队出现在了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传染病医院。

    卡诺地区，正在爆发流行性脑膜炎，还有常年不断的疟疾、麻疹和霍乱。疾病造成3千多人死亡。许多儿童也被感染，但却求医无门。让染病的孩子接受外国人提供的免费治疗，成了绝望的家长们唯一的希望。这也满足了这支特殊的医疗队最核心的要求。

    “他们找来了将近200个感染了脑膜炎的孩子，把他们分成两组。给其中一组服用辉瑞公司生产的Trovan (特洛芬)，而另外一组服用一家德国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这可不是普通的治疗，也不仅仅是普通科学意义上的对比实验。”——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