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期待产业政策成熟
就中国的产业政策研究而言,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始终没有一个成熟的产业政策。
就目前而言,产业结构不合理,医疗卫生体制不顺以及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是最根本的问题。第二是新药创新体系的健全、自主创新能力不够。我们发现中国药企和产品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仿制药水平不高,外资企业认为其原研药经常在价格上受压抑,而我们却觉得这是超国民待遇,因为中国存在两种价格体系,但想深一点会发现,我们自身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只仿了标准,而没有完全做到仿到产品。当然,中国有一批龙头企业、有相当一批产品已经完全达到国际标准,成为很多企业的原料供应商,但平均水平将制约产业发展。
那么,可以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做些什么建议呢?第一,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最重要的、有利的产业政策。第二,强化监管,重视仿制药研发。特别重视仿制药与被仿药品的生物等效性,提高仿制门槛。比较印度和美国的药品研发经验,如果没有很高的仿制药水平,创新药物无从谈起。第三,切实注重新药研发。我们不反对新药研发以企业为主体,但反对将所有的新药基础放到企业,因为就国际看,新药的基础性研究风险非常高。
现在相当多的外企将研发中心和CRO放到中国但就像最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里德曼教授所做的研究一样,所有的市场都可以是互补的,中国有非常好的临床基地,有便宜的人力资源,但中国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国外高新的设计和思维,所以我们主张中国企业走出去,当我们到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可在第一时间接纳最新技术和思维。当然,我们不可能在美国做临床,可以再拿到中国深加工,享受国际高新知识和信息,同时也享受中国的低成本,这对于中国制药产业和国际化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四,推动新药研发市场建立。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建立基金、建立平台去试验新的新药创新机制。当然,现在所有在中国的企业都面临药价压力,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每当受到医疗费用上涨压力时,不首先考虑压低药价。这是成本最低的工作,但后果复杂。而对于政府已明确定价的产品,我们在研究药品基本价格时提出“应当同等价格的质量”;对于政府指导价格产品或是市场调节价格产品,应通过购买者购买的招标方式而非第三方或第四方招标的方式谈判确定价格,当然,谈判双方的博弈一定是在合理情况下的最优价格。
我曾经问自己,美国人怎么能容忍人均卫生费用有3000~5000美元这么大的数目?我找到一个答案,因为美国控制着全球一半以上的药品专利,它仍是最大的医药市场。而这里面有容忍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容忍我们的药厂有合理的利润,那么中国的新药研发就无从谈起,所以当我们制定价格时不是单纯靠成本价格,更要关注的是产品的价值,价格应当是价值的体现,而不仅仅是市场需求的体现。当我们忽略价值时,会发现所有的价格制定各方永远不会买,就像全球没有一个国家的公民会夸奖政府有非常好的公费医疗制度一样,因为这是一项无人喝彩的事业,但又是不可离开的产业,因此我们需要全社会多一些包容。
——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宋瑞霖
2 做医药产业大国不是梦
我想利用这个高峰论坛讲四点:一是我国新药的研发正进入新的阶段;二是我们的研发能力和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三是中国有可能成为医药科技研发的强国和产业大国;四是如果我们想成为科技强国和产业大国,我们应该怎么做。